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东滩有一群湿地守护人

给更多的“1%”提供“美好家园”

长三角资讯  ■《国际重要湿地公约》有这样一条评价标准：如果一块湿地定期栖息着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1%的个体，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。2023年，崇明东滩拥有的“1%”达到12种

9月初的崇明东滩，芦苇苍苍，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白鹭、苍鹭和一些鸻鹬类鸟。其中，有一群红颈滨鹬8月从西伯利亚一路不停歇地飞了5000多公里，不久还将飞往澳大利亚。抵达这里时，它们的体重已消耗一半。东滩不仅是它们的歇脚之地，也是重新蓄积力量之地。

今年7月，中国黄（渤）海候鸟栖息地（第二期）列入《世界自然遗产名录》，其中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该栖息地最南端，也是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。《国际重要湿地公约》有这样一条评价标准：如果一块湿地定期栖息着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1%的个体，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。2023年，崇明东滩拥有的“1%”达到12种。

为了给更多的“1%”提供“美好家园”，许多人付出了不懈的努力，其中就有来自上海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（简称长江口湿地站）的“湿地守护人”。

与互花米草的较量

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长江口湿地站站长李博的微信头像很特别——他背着相机在互花米草原产地考察。

源于北美大西洋沿岸的互花米草根系发达，短短数月就会疯长成片，并让其他本地植物再难生长。长江口特有的海三棱藨草每年产生大量种子和地下球茎，为水鸟提供食物，同时也为许多水生动物提供产卵地和栖息地。然而自1995年崇明东滩首次发现互花米草以来，它逐渐挤占了海三棱藨草的生存空间。鸟类对栖息地变化天然敏感，当互花米草造成东滩生物多样性降低和生态系统退化，鸟类自然就不愿意飞过来了。

“我们对比了互花米草在不同高程上的生长情况，结果发现在地势较高处，互花米草被割了几天就长出来了，在地势较低经常淹水的地方反而不长了。”李博告诉记者。这一发现推动了2013年在东滩实施的全球最大湿地入侵种——互花米草治理工程。当互花米草不再成为威胁，鸟类栖息地修复工程随后启动，覆盖面积达24平方公里。

如今，记者站在东滩的人工堤坝上，目光所及一片生机盎然。就在几个月前，由长江口湿地台站牵头编制的全国《互花米草综合防治技术指南》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发布，目前正在全国11个沿海省份推广应用。

天然实验室

长江口湿地站的公众号Logo，除了“土著”的白头鹤和海三棱藨草，还有一座高耸的碳通量塔。2004年，崇明东滩开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滨海湿地碳通量观测网络。

李博介绍，海草、盐沼植物和红树林等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，被称之为“蓝碳”。长江口湿地站将近20年的观测，不仅为我国2020年提出的“双碳”战略以及崇明建设全国“碳中和先行区”提供了长期数据，还支撑国内外学者发表了多篇高质量论文。

对于这些“湿地守护人”而言，东滩是一个天然实验室。长江口湿地台站正在东滩开展一个“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实验”。他们在130亩的实验样地上设置了水位差为30厘米的三个不同水位，“全球气候变化显著，地下水位正在改变，但这一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，人们知之甚少。”

步入这一实验场地，记者看到高水位区域的香蒲长势甚好，低水位区域则已是一片茂密丛林，乌桕已在这里自然生长。“这些木本植物并非我们栽种的，而是由鸟儿播种的。”李博说，短短3年，高水位和低水位区域分别呈现湿地和陆地特征，中水位则介于两者之间。一位美国权威专家来看了实验现场大为赞赏。

“鸟回崇明”的背后

如今，每年有近300种候鸟在东滩栖息或过境，其中不乏野生白头鹤、黑脸琵鹭等珍稀候鸟。

“鸟回崇明”的背后，是生态系统的趋好，也是生态理念的趋同。率先提出“崇明世界级生态岛”理念的正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家宽，他也是长江口湿地台站最早的筹建人之一。

全球九大鸟类迁徙区之一的“东亚—澳大利西亚”路线纵贯22个国家，是鸟类多样性最丰富、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，东滩正是这一通道的重要停歇地。长江口湿地台站的工作，支撑了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立项，改变了上海没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历史。

如今从市区去一趟崇明只需一个多小时，但在长江隧桥通车以前却颇为烦难，乘车坐船再乘车，至少需要半天时间。早年间，就近租用的办公室和学生宿舍都很简陋，条件也很艰苦。有些研究生一年中有10个月蹲守在东滩，与周围的农民、小商贩和小餐馆店主逐渐相熟，他们成了新的“崇明人”。后来，还有了常年驻站的技术人员。

27岁的魏玉龙是最年轻的驻站技术人员，晒得黝黑的他告诉记者，“我很喜欢这里的工作，每天都过得充实。”他给记者发来了自己拍摄的照片——落日余晖把东滩的芦苇荡染上了金色。这让他久久不能忘怀。李博感叹，“如果发自内心地喜欢，所谓的艰辛也就不是艰辛，而是一种快乐。”（记者 黄海华）